1997年11月26日，中国呼吸学界的一名泰斗——穆魁津教授离开了我们，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导师，一位长者，一位智者，一位同道。二十年过去了，但时间却不能洗刷去我对穆老那份深深的爱戴，那份沉甸甸的思念，那份油然而生的崇敬。

　　我1987年毕业分配到北大医院呼吸内科工作。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最初的培训是轮转内科各个科室。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就听说北大医院呼吸科有一位著名的教授——穆魁津老师。我暗自庆幸，能够到这样的科室工作感到特别自豪。

　　由于在其它科室轮转，一直未能见到穆魁津教授，直到有一天我轮转呼吸科，在查房时才见到我仰慕已久的穆魁津教授。当时见到穆老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中等的身材，花白而稀疏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在眼镜后面散发着一种睿智的光芒。

　　穆老虽然走路时会呼哧带喘，但查房发言时却声音洪亮，以一种不紧不慢而厚重的男中音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让人觉得那样和蔼，有一种亲近感。随着与穆老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对穆老的敬佩油然而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作为一名呼吸科的老者，他却深受呼吸病的折磨，经常看到他停在楼梯间或走廊中歇息。尽管这样，他仍坚持到病房参加查房，去图书馆查阅文献。每次大查房前，我去图书馆，经常能碰到穆老在楼梯间歇息。由于那时的图书馆没有电梯，穆老走到半层楼，总要休息一下。我出于尊敬，总是陪他一起缓慢地上楼，但每次穆老总是和蔼地说：“你先走吧，我走得慢，别耽误你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对于穆老来讲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穆老以对知识的渴求和求知的热情，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坚持阅读科学文献。

　　记得1989年，当时我还是一名住院医师,吴辉祖教授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他翻译一篇文章，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lung disease》，说是穆老让他翻译，但他看了以后看不懂。我欣然答应了。等到看到文章的全文，我惊呆了，竟然是《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的一篇综述，文章长达22页。初步读了一下，我感到压力巨大，因为其中涉及到的英文词汇不仅是医学上的，还有很多物理学方面的。我硬着头皮以很生硬的语言把这篇文章翻译了下来，最后请穆老审阅。他在翻译稿上，仔仔细细地进行了修改，稿件上到处是红色的字体，看上去有些凌乱，但认真研读后却非常清晰。经过数次的修改，1990年这篇译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国外医学呼吸系统分册》发表了，而今天PET技术已经成为临床诊治的一种常规技术。不能不佩服穆教授当时对新事物的敏锐和远见卓识。

　　还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结节病支气管镜活检的文章。写成后，我试探着向穆老提出请求，希望他帮我修改一下稿件。穆老很爽快地答应了。没过两天，穆老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到了他家，穆老请我坐下，拿出修改的稿件，我惊奇地发现，上面满是红色的字迹，既有修辞的问题，又有架构的问题，还有一些具体内容的建议。穆老首先肯定我的论文很有价值，就文中的问题一条一条耐心给我讲解，他边讲，又在上面进行标注。回来后仔细阅读穆老的修改意见，发现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修改。我按照穆老的要求再进行修改，又送他去看，如此反复了2～3次，终于定稿了。我整理好最后的修改稿，送给穆老再审，虽然已经修改了几次，但他仍认真地进行审阅。我坐在他狭小的书房兼卧室的沙发上，看着穆老佝偻着苍老的身躯，花白的头发，戴着高度数的眼镜。他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又在圈圈点点。一种由衷的感激油然而生。修改完毕后，穆老如释重负地说“好啦，抄完后可以送审了。”由于论文被穆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我怯怯地问穆老：“在作者中把您的名字加上吧”，穆老连忙摇头说：“不用啦！”我再三请求，穆老仍然不答应。此时，我从开始的感激，转变为一种深深的崇敬。一个老前辈，拖着羸弱的身体，慷慨地帮助年轻人。而当面对署名的时候，他又是那样委婉地拒绝。他那种不慕功名，甘为人梯的精神，在今天谈起来，似乎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

　　除了直接的帮助，穆老总是给年轻人鼓励，而且主动出谋划策。记得我还是病房主治医的时候，收了一个支气管狭窄导致左上叶不张的患者。联想到心内科当时用最先进的球囊扩张术治疗冠脉狭窄，主任查房时我提出，是否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进行球囊扩张治疗。当时马上遭到一名专家的反对，认为是异想天开。当时穆老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查房结束后他把我叫到一边，鼓励我说：“你的想法很有道理，可以去查查文献。”接着他又非常耐心地告诉我去查Medicus Index，要我用balloon、bronchial和stenosis三个关键词去查。我按照穆老的指点去查了Medicus Index，发现了几篇球囊扩张治疗支气管狭窄的文献，让我非常高兴，这说明我的想法还是对的。此后就一直试图寻找扩张球囊，数年后终于找到了，很快就开展了球囊扩张。从此我走上了介入呼吸病学的道路。试想，如果没有穆老的鼓励和指点，或许我不会走上介入呼吸病学之路，北大医院也不会有今天足以和国际接轨的气道介入治疗水平。

　　随着和穆老接触的增多，我深感穆老的和蔼可亲。在我心目中他已经不是当时想象中的高高在上的大教授，而是一名平易近人的好老师，甚至是可以无拘无束谈天说地的忘年之交。我时常会去他小小的书房兼卧室和他聊天，从学术到人文历史，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一次我们俩聊起了晚清中国受到国外的欺凌，穆老说清政府不是不想抵抗，是实力不济，而实力不济是源于长久政治的腐败。让我这个当时的小“愤青”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穆老学识渊博，知识面很宽。一次和他聊起来烟草的危害。穆老告诉我，纸烟的危害更大，为了让纸烟的卷纸和烟丝的燃烧速度同步，需要将纸张先在化学药剂里浸泡、晾干。燃烧时，这些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纸张燃烧时会产生更多致癌物。我这个当时一直埋头于临床书籍的小大夫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呼吸病的诊治，穆老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在谈到COPD防治时他提出COPD要早治，早戒烟非常重要。到了肺心病阶段就很困难了。如果把重点放到肺心病的治疗上，不是一个好的出路。这些思想在他后来的著述当中又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升华。还有一次，在谈到临床思维中有的医生强调尽量用“一元论”来进行解释和诊断时，穆老说，是一元就是一元，是多元就是多元，不应把临床思维僵化、模式化，否则会导致误诊。回顾自己从小大夫成长的过程，深以穆老的观点为是。

　　穆老给我另一深刻的印象是对患者的关爱。举个例子，天冷的时候，每次查房看病人，他在病人床边问病史时总是不停地用手摩擦听诊器的胸件，等病史问完了，听诊器胸件也温暖了，这才开始给患者听诊。这一小小的细节，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现在自己也已养成了这种习惯。这就是身教，是胜过语言的教诲。和穆老接触的日子里，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让我揪心的日子，是穆老离开我们前的日日夜夜。当时穆老患了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知道他生病后，我赶紧去看他。即使此时，穆老仍然喘息着，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自顾不暇，自顾不暇！”科里的领导对穆老的病情非常重视，何冰主任、许光润副主任、刘秉琨教授等纷纷看望穆老，指导穆老的治疗。由于COPD过于严重，感染控制也非常困难，穆老的病情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突然加重，我亲手给穆老插上了气管插管。由于是清醒插管，穆老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看到他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经过数日的治疗，终于穆老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穆老在这时提出了看报纸的要求，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动。一个周末，我去看望他，感觉他的病情明显好转，感染也得到了控制。老先生躺在那里，神智很清楚。我凑到他的耳畔，对他说：“穆大夫，您再坚持坚持，过两天可以拔管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高干病房就打来电话说穆老的病情加重了。我连夜赶到医院，看到穆老全身大汗，呼吸窘迫，气道压高，潮气量低，很象是气道梗阻。我立即给穆老做了支气管镜检查，结果发现一块巨大的痰块阻塞在了气管插管的下端，取出后痰栓足有拇指粗。一问护士才知道，穆老认为快拔管了，而吸痰太痛苦，坚决拒绝吸痰。我真后悔上午对他说的话。的确气管插管让他痛不欲生，我们深深理解老先生当时的苦痛。穆老平时也很怕疼，因为怕疼他一直没有治疗自己龋齿的残根。穆老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此后，穆老的病情又开始恶化，直到2周后出现了脑出血，所有人都失去了全部的希望。

　　穆老就这么走完了一生。这一生充满坎坷，更充满辉煌。他是那样和蔼，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勤勉，那样睿智明达，那样乐善好施，那样平易近人……他以自己的慷慨，获得了人们的崇敬。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描述他的一生绝不为过。我怀念和穆老相处的日子，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为北大医院呼吸科做出的巨大贡献，怀念他对我国呼吸学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穆老永远活在我们呼吸人的心里！

（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  王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