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魁津教授是我国呼吸病学的先驱，是我国呼吸病学早期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曾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第一届编委会副主编、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病学会主任委员、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评审委员、卫生部医药卫生技术鉴定咨询专家、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等职。

　　穆老于1917年11月26日生于北京，满族。194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北大医院（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历任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一直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穆魁津教授虽然是清朝贵族的后代，解放前也曾接受西方的教育。但他对中国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充满期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感情。1947年大学毕业时，曾计划出国深造，当时的北京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后来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彭瑞骢同志知道消息后开始做他的工作，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必将取得胜利，北平（当时的北京）也即将迎来解放，希望他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穆老听从了共产党的建议，留在了国内，此后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由于出身问题，穆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受到了多种不公正待遇。但穆老依然相信党，相信真理必胜。他忍辱负重，依然努力学习、研究和工作，并在1976年的抗震救灾工作中被评为先进个人。

　　穆魁津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不同时期，先后在结核病、职业性肺病、呼吸衰竭、呼吸生理与呼吸疾病等领域进行了杰出的研究工作，填补了国内呼吸病学领域的多项空白。1953年首次在国内验证了异烟肼治疗结核的临床疗效，为该药在我国推广，造福广大结核病患者提供了临床依据。1958年《抗结核药物与肾上腺皮质激素联合应用治疗结核病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研究首次验证了积极抗结核治疗的前提下，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辅助治疗结核，尤其是结核性脑膜炎、心包炎的特殊价值，目前已经成为临床上的治疗常规。1959年曾在京西矿区进行了煤尘肺患病情况调查和肺功能测定，初步了解了矿区患病情况和患者肺功能障碍类型与程度，为后来矿区工人病情判定、疗效观察和劳动力鉴定提供了依据。1982年在国内较早关注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成功复制了急性肺损伤模型并系统地进行了肺损伤病理生理和实验治疗效果的研究，对提高国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认识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当时就提出“在抢救（ARDS）过程中，重点在肺而又不止于肺，脑、肾、肝、心的组织损伤与功能障碍也要全面顾及。”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79年～1986年，在国内率先进行对小气道形态和功能的系列研究工作，他主持召集全国六大行政区有关同志开展在全国范围内测定肺功能正常值的工作，首次获得了国人的大规模临床数据，这是50年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采用现代仪器和测试方法取得的数据，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当时条件下的肺功能基本状况，为提高我国呼吸生理和呼吸功能的临床和研究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此项工作获卫生部重大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7年～1990年，主持对肺表面活性物质的研究工作，撰写了7篇论文。

　　晚年穆老高度关注COPD的防治工作，对膈肌疲劳与肺气肿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探索了膈肌疲劳在COPD病理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就在去世前的一年，他还专门撰写论文，提出应重视COPD的防治研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COPD的防治研究应受到重视，应全面规划，从宣传教育到防治研究，多渠道、多层次地组织力量进行工作。着眼点一定立足于防。”他指出“从‘未病防病，已病防变’的观点出发，禁止吸烟是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减少肺心病的有力措施，譬如治水，上游疏导，远胜于下游筑堤，立足于防，着眼于早，则事半功倍。”这些学术思想今天读起来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他还指出：“通过缜密的观察，借助于早期和检查技术，有可能发现COPD早期及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细胞和细胞因子的分布特点，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出COPD的诊断依据或对COPD具有诊断价值的标记，从而为其早期诊断提供线索。另外，还能客观地从分子水平验证一些治疗方法的疗效。”这些真知灼见今天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他提出的“基因因素、特异体质、营养状态、内分泌、免疫机制以及蛋白酶-抗蛋白酶平衡等诸方面，均可能是COPD发病的内在因素。今后要从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学术理念无疑为当时我国COPD研究指明了方向。

　　作为临床医生，他深入临床一线，钻研业务，全面掌握各种临床技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结核科工作期间，他亲自给患者进行透视，并要求科室的年轻大夫也这样做。早在80年代，穆老就在北大医院内科呼吸组组织每月一次的多学科查房，每次邀请放射科、病理科的专家一起参加讨论。这一活动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甚至非呼吸组的大夫也很愿意参加。曾经有名患者邀请了四家医院的病理科医生参加讨论才获得诊断。联想到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MDT一词，足见穆老在呼吸病学临床学术思想的超前。

　　穆老对新的技术、新的学术动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80年代末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杂志发表了一篇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成像（PET），他立刻让年轻医生翻译了全文，并发表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国外医学呼吸分册》上。看到今天PET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不能不钦佩穆老的远见卓识。

　　穆老不仅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汉语言文学功底深厚。在青年时代，他就读于教会学校，因此英语的水平也非常高。当时解放后医学院的外语教学是俄语，文革期间又不允许写英文，当时年轻大夫的英语水平很欠缺。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学习和对外交往的需要，穆老非常重视科室医生英文水平的提高。他利用自己曾在教会学校读书，组织科里的医生每周学习英语。至今北大医院呼吸内科仍沿袭着每周一次的英文学习。当时许多年轻医师的英文摘要均经他一一斧正。1996年首次在我国召开的第四届亚太地区呼吸病会议，北京地区全部中文论文的英译文均经他一字一句审阅修改。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病学会出版的100例疑难疾病胸部X线的幻灯片也经他一张张亲自解读、审阅。

　　穆老为我国医学界，尤其是呼吸病学界人才梯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他注重团队建设和年轻人的培养。在学术界，他注重呼吸学界的梯队建设，带领当时还是壮年的“老”大夫们组织学术活动、会诊，更为重要的是筹建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在担任首届呼吸病学会主任委员之后，穆老推荐罗教授担任第二届呼吸病学会主委，而自己退到了二线。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的视角去看穆老的胸怀，可以说是真正的高风亮节、风清气正。这为后来呼吸学会形成良好的氛围树立了榜样，也为呼吸界形成优秀的学科文化做出了贡献。在医院内部，最早从北大医院结核科，再到结核科与北大医院内科呼吸组合并形成的呼吸内科，他能以一位长者、一位领导、一位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团结全体同事，共同谋划学科发展。他甘为人梯，注重对年轻的人使用和提拔。北大医院呼吸科中出了数名国内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例如何冰教授、刘秉琨教授、许广润教授、徐振坤教授、刘世婉教授、周瑞征教授、陈茂森教授、吴辉祖教授等，他们均曾受到穆魁津教授的指导和培养。何权瀛教授，更是作为穆老的入门弟子，成为蜚声国内的著名专家。今天北大医院呼吸内科的多位后起之秀，虽因穆老退休，未能成为穆老的入门弟子，但在医教研中均受到他高尚精神的鼓舞，严谨学风的浸染。他们也均受到过穆老的谆谆教诲，甚至是直接而细致入微的点拨和佑助。

　　穆老博闻强记，在教学时兼容并包，博引旁证，深受学生和年轻医师的爱戴。他注重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关注年轻一代品德的培养。对于年轻医生的求教，他都有求必应，以诚相待，循循善诱。许多当年的年轻医生，仍然记得这位老者佝偻着苍老的身躯，伏案为他们修改论文的情景。红色的字迹，写满稿纸，笔画工整但略显颤抖。稿件经常会请穆老修改数次，每次穆老都欣然接受。稿件即将投出之际，年轻的医生会恭敬地征求他的意见，希望把穆老的名字加上。但穆老总是微笑着说：“不用啦！”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值得人们敬仰和怀念。这种胜过华丽辞藻的言传身教，传递着北大医院呼吸科的优秀基因，传承着北大医院“厚德尚道”的优秀文化。由于他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穆老1984年荣获北京市高教局“从事教育30年”奖状，1990年获国家教委“从事高校科研工作40年成绩显著奖”。

　　谈到穆老的为人，和他共过事的医生用得最多的词是“和蔼”、“平易近人”、“耐心”、“严谨”。今天北大医院呼吸内科的上上下下，只要和穆老共过事的，都得到过穆老的指导、佑助，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对于穆老的人品，外国友人也有着高度的评价。穆魁津教授的老朋友、国际著名呼吸生理学家Peter Macklem教授在谈到他首次来中国与穆老交往时写道：“我几乎没有遇到过比穆教授更慈祥、更慷慨、更体贴入微的人……在我访问结束的时候，我太太和我认识到，穆大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主人，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内科大夫，他为自己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从而为医生、教师和科学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出色的榜样。”

　　晚年的穆老，病魔缠身，但他依然以乐观面对。他拖着病弱的身体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到图书馆查阅各种文献，参加查房，不辍笔耕，撰写医学论文和著作。Peter Macklem教授在谈到穆老晚年时写道“我最后一次见到穆大夫时他已经被限制在轮椅上，那时使我感慨的是，他尽管因肺气肿而致残，却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他喘息着说：‘air hunger，air hunger’，然后开怀大笑。他真是个人物，我们想念他，我们感激他，认识他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文革期间，穆老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力，被派去打扫卫生。一次他对周瑞征大夫说：“我告诉你，墩地也有学问，这一墩布下来，我怎么能够一下就甩得擦到两边，把那个墙角叽里旮旯儿的地方都能擦干净。”听起来令人心酸，却体现出穆老身处逆境中依然那样乐观、也依然那样严谨地对待工作。

　　穆老为人谦逊，生活俭朴，不计功名，无私奉献。他特别关注对广大劳动人民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并认真进行防治工作，为他们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提高我国呼吸疾病的防治水平，为中国呼吸病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名医生，他实践了治病救人的人生理想，作为第一任的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他带领北大医院呼吸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北大医院呼吸科务实、求精、创新、和谐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北大医院呼吸科发展的良好基础，写就了北大医院呼吸科的辉煌，用一生刻写着北大医院“厚德尚道”的优秀文化。作为第一任呼吸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以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瞻远瞩，将中国的呼吸学界带入了一个新的开端，开创了呼吸学界一个清纯的时代，为中国呼吸病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以穆老为代表的前辈们为科室发展、学科建设、学界进步做出的突出贡献。穆老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他不愧为人之师表、医之楷模、学界先锋。斯人已去，斯风犹存，我们怀念穆老以及穆老开创的那个时代，我们血管中至今仍沁染着那种清纯的基因，我们的行为中至今仍透射着那份优秀的文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无疑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让我们永远记住他，怀念他，学习他！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