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的?我妈妈是良性的?真的吗大夫?”患者女儿原本黯淡的眼神瞬间弥漫出惊喜的泪水，杨新宇的眼圈也红了。

　　作为北大泌尿研究所病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杨新宇最难过的就是经手出的报告，绝大部分都是恶性肿瘤，她打心眼儿里希望有时间投入到热爱的科研工作中，让面前的患者和家属不再绝望。

发报告：让自己处于“最兴奋”的状态

　　病理诊断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医生被同行称为“医生的医生”。

　　因为对于外科病理医生来说，仅仅说出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告诉外科医生有关疾病的范围、恶性肿瘤的分级、切除是否充分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信息。当作出一个非常罕见的诊断时，病理医生还经常需要给出一些相关的解释，诸如病变的性质、预后等，以及治疗方面的建议。

　　作为全国最好的泌尿外科研究所——北大泌尿外科研究所专属病理科，杨新宇大夫和她的同事每天工作的内容，就是为本院泌尿科患者出病理报告以及接待外院会诊。

　　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是国际知名、国内最好的泌尿外科中心，承担了国内大量患者的诊疗任务，最多时，泌尿外科一天的手术量，能达到北大医院当天总手术量的一半。然而这么大的手术量，病理科出报告的医生却只有两位。

　　杨大夫回忆说，2000年她刚来泌尿所不久，因为种种原因，病理室的正式大夫就剩下她一个人，从取材，到最后出报告，她还是个生手的情况下，一年完成了2000例。后来何群大夫过来后，人员增加了，片子数量增加得更猛，几年后就变成4000例，去年共5000多例。最多的一次，她一天看了16盘玻璃片，一盘30张，加上3盘多免疫组化的片子，也就是说一天就看了600张片子。

　　“干我们这行，最容易疲劳的就是眼睛和脑子，所以我要想办法调整自己的状态，尤其在出报告时候，要让自己处于最兴奋的状态。”她说。

　　她之所以这么严苛自己，主要是因为病理医师责任重大，心不在焉时绝对不能发报告。而且泌尿系肿瘤分型比较多，形态上相近的病变也比较多，在做诊断时需要思维的广度和精度。

　　在尿路肿瘤里，尿路上皮癌最为常见，它可以长在肾盂、膀胱、输尿管和尿道，也是尿路肿瘤中亚型最多的。她拿起手边经常翻看的病理图谱指给我看，各种红蓝两色构成的形态各异的图片，看的外行人眼花缭乱。大致一数，也得十多种亚型，而且样子都不一样。

　　他们不但是医生的医生，更可以告知一个患者的命运。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病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位妈妈患的是少见的肾脏嗜酸细胞腺瘤，本来是良性的，但如果通过影像学看不到典型的星形瘢痕的话，临床医生是不能下结论的，只能交给病理诊断。但当地病理医生水平有限，告诉患者，说恶性可能性大，所以患者女儿等待结果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拿到良性结果时喜极而泣也是情理之中了。

　　谈及此，杨新宇总是很感慨：“到我们这做病理的，百分之七八十，最后的结果都是恶性的，所以看到良性的结果出现，我都为患者高兴。”即使是恶性肿瘤，有的分化程度好一些，就是恶性程度低一些，在科学准确的前提下，善良的她，会尽量说的好一点，她说，“即使有一点希望，也要强化它，给患者以希望。”

做诊断：让许多患者仿佛“捡回条命”

　　18年病理医生，看过的片子不计其数，我想请杨新宇讲讲故事，她却一脸为难：我们和临床医生不一样，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险象环生的情节，虽然有很多改写病人命运的病例，但太多啦，记不清了。

　　虽然记不清一个个具体的病历，但他们的准确判断却使无数膀胱癌患者保留住了膀胱：

　　经常有外地来会诊的患者，拿着膀胱原位癌的病理诊断书，脸上带着深深的绝望。膀胱原位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尿路上皮肿瘤。它局限于膀胱尿路上皮内，形成稍突起于粘膜的绒毛状，红色片状斑块，或是局部充血，或是颗粒状，而不是呈乳头状肿块突出于膀胱腔内;处于原位癌时期的肿瘤还没有浸润和扩散，只是横向、扁平扩大。

　　原位癌在膀胱镜下是找不到的，而一旦确认是原位癌，外科医生往往要行膀胱全切术，患者终身则要挂着尿袋生活，很痛苦。

　　“因为它不是侵润性生长，不会导致膀胱壁增厚，在B超、CT检查中很难发现，只有在病理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一旦病理更正了，没有原位癌，就可以施行膀胱电切术，就是用电刀从尿道伸进去，把肿瘤切掉，再把周围的粘膜肌层组织挖得深一点，这样患者的膀胱就被保留下来。很多患者在外地诊断为恶性的，到她这里，最终结果确定为良性，患者和家属宛如捡了条命的感觉。

　　还有患者，影像学显示肿瘤长在两个精囊腺之间，在盆腔里，当地医院却诊断为肾癌。虽然患者拿来的是穿刺标本，看得不全，但是她也极为谨慎：2个精囊腺长在膀胱出口附近，位于前列腺外上方，形态上不太像，免疫组化也不完全支持外地报告的肾癌。十几项免疫组化里虽然一两项符合肾癌的特点，但在别的肿瘤里也可以呈现阳性。联系临床，发现肾脏也没有占位，所以反复思考后，她给了患者3个考虑：精囊癌，睾丸癌，或是尿路肿瘤。“我们建议患者回去把资料带全再来。反正不像肾癌。”她很肯定地说。病理诊断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工作，有时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的病理专家对同一个病例会有多种不同的考虑，遇到这种复杂的病例时，病理医师往往会在报告中给出多种可能的诊断，需要结合临床考虑，这是病理医师的无奈之举，也是最需要临床医师理解的，因为目前的病理诊断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正因如此，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发现肿瘤的基因改变，并进而对肿瘤进行精准的分子病理学分类，是病理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是病理诊断发展的必然趋势。

做科研：追求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发过无数肿瘤报告，最令同样为人母亲的杨新宇不忍的，是看到爸爸妈妈为孩子取到恶性肿瘤报告，很多时候，她深深地为自己作为医生，每天看着肿瘤“在自己眼皮底下作恶”，却对攻克肿瘤无能为力而神伤。所以，一直热爱科研工作的她希望有时间从目前繁忙的临床诊断中腾出手来多做科研，和许许多多热爱医学研究的人一起，为把人类从恶性肿瘤的折磨中拯救出来尽一份力。在杨大夫看来，病理医师最应该在医学研究中出成绩，因为病理是临床与基础的桥梁学科，病理医师一方面了解临床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了解病变在显微镜下的细节改变，同时，接触了大量病例后对各种病变的类别有总体性把握，这些都是有利于科研的因素。但目前国内大多数有经验的病理医师都埋没于日常的诊断工作中，这是非常可惜的!

　　做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一直是很多医生不太愿意、也没有时间关注的领域，但在杨新宇看来，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其间充满了思维的乐趣。

　　和许多女性不同的是，中学时代的她，就对理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986年高考，她并没有选择大多数人喜欢的临床医学系，而是进入当时北医最难考的基础医学系就读。

　　后来她发现，作为一门研究疾病的学科，医学研究必须和临床相结合，才能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所以她把病理学作为自己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病理学是一门桥梁学科，既可以搞科研，还能接触临床。病理医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对肿瘤的细节深入了解，见过的典型病例也非常多。作为国内最好的泌尿病理诊断中心，我们有最好的条件，有大量的标本，所以也希望能做点东西出来”。

　　目前她最苦恼的是科里人手太少，每天大量的临床病理诊断工作已经让她应接不暇。一旦人手充裕了，她希望能进一步研究分子病理诊断。目前的病理诊断是从形态入手，显微镜下看到的只是肿瘤细胞的外在表现，但肿瘤的本质是基因突变，如果能从分子水平把肿瘤进行重新分类，并进一步找出恶性肿瘤的共同本质，加以后期药物治疗，人类控制甚至战胜癌症都是可以期待的。目前在很多的领域，比如一部分肺癌、某种特定的恶性血液肿瘤，基因诊断加上后续的靶向药物治疗已经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一部分肾脏肿瘤也可以从基因角度来诊断。

　　杨新宇的目标，是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先把分子水平的泌尿系肿瘤分类做出来。虽然这是个很长的过程，但她愿意。她喜欢这种思维的乐趣，“这是个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不断验证自己结论的过程，很有动力，而且很有意义。过程可能枯燥，一旦有成果，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她说，那是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