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占祺大夫今年已经90岁高龄，是全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一医院(北大医院)资深外科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一生致力于肝脏、胆道、胰腺、胃肠道肿瘤的研究以及一般外科疑难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成果斐然。从1957年直至1998年，在长达42年的时间里，孙大夫始终战斗在北大医院外科临床第一线，他以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工作作风，娴熟高超的外科手术技巧以及良好的术后治疗效果深受全国各地病人的信任及同行的赞扬。他勇于攀登医学高峰，瞄准医学难点，其专业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孙大夫在国内首先执行肝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手术，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和领军者。该手术对治疗肝门胆管癌效果良好，显著提高了手术治愈率，目前已经在全国推广和普及。他率先在国内引进全套胆道镜设备及其应用技术，推广并组织全国性的学术专业组，大大提高了胆道结石病的疗效。既往需要实施七、八次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并用胆道镜技术后再手术率大大减少。从满头青丝到耄耋白首，孙大夫一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坚守医者仁心，对患者一视同仁，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救病人于危难，为患者解除病痛，赢得了“慈悲济人祛痼回春”的赞誉。

　　虽已至鲐背之年，孙大夫依然精神矍铄，步伐矫健，身体十分健朗。他娓娓地向我们述说着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孙占祺1931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荆家庄。新河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少，全家六口人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日子过的很是艰难。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大部很快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沦陷区扶植汉奸伪政权，建起炮楼，派驻日军小队，孙占祺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荆家庄也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

　　灭顶之灾很快降临在孙家头上!荆家庄的邻村是董各庄，是抗日著名将领董振堂军长的家乡。村里有人为董振堂的儿子与孙占祺的姑姑提亲，不料消息被伪村长获知，他立即向日军献媚告密，说“孙家私通八路”。日军将孙占祺无辜的祖母和母亲抓进炮楼吊打、灌凉水、压杠子……打断了祖母的三根肋骨，将两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当时母亲正值哺乳期，乳房被压杠子压坏，不久感染化脓败血症而死亡。那时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一周岁，没有奶吃饿的不分昼夜的哇哇大哭，因为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大后弟弟的身高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矮的。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十二岁的孙占祺心里埋下了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永不磨灭的刻骨仇恨。

　　历尽苦难，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一年孙占祺14岁。也是在这一年，他被伯父带到了北平，进入汇文中学读初中，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汇文中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创立的学校，校长高凤山倡导自由民主，校内气氛较为开放。学校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当时学生会主席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负责人)。校内有国民党、三青团，进步与反对势力的斗争很明显，普遍的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氛围下，心怀满腔报国热情的孙占祺接受着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洗礼。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孙占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组织的由中共地下党员、民青、民联等革命外围组织参加的培训班，地点在北京育英中学，在这里学了一个多月，结业后大批学员直接参加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当时孙占祺才18岁，组织安排他回学校继续读书。

　　汇文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每学期学费是四袋洋面，因家庭供养困难，难以继续念下去。经过努力，孙占祺考入公费的北京第四中学，他在四中加入了共青团，当了团小组长，他所在的团小组还被命名为保尔▪柯察金团小组。年轻的孙占祺在四中愉快地学习着，立志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用什么方式实现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理想呢?当时北京四中的隔壁就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孙占祺决定选择学医，从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一崇高事业，当个白求恩式的大夫，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孙占祺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占祺回忆，那一届北大录取的医学生有 120 名，录取金榜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时我们老家农村里，看到《人民日报》上有我的名字，大家奔走相告，到处在传送孙占祺考上北大的消息，那次真是引起了村里不小的轰动，一个小小的落后的村庄竟然出了个北大学生，对于村里人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大家都非常高兴。”

　　北京大学医学院实行5年学制。在北大校园，孙占祺过得很充实，各种课程排得很满。虽然孙占祺选择的是外科专业，但是其他内、妇、儿、眼、耳鼻喉科等各科的知识都要学习和掌握。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孙占祺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并被当时的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指定为”沙医”(包括医学系、卫生系、口腔系)团总支的组织委员。

　　为什么选择学习外科专业?孙占祺给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外科，因为外科的疗效显著，立竿见影，能立刻为患者解除病痛。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一旦遇上肠梗阻，呕吐、腹胀，疼得要命，必须急诊手术，而外科医生一出手，很快就能帮助病人减轻症状，缓解疼痛，但要不及时手术治疗，患者难免死亡。所以孙占祺选择做外科医生。他说：“兴趣是培养出来的，兴趣也是由成绩铸造的，我做外科能够救死扶伤，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一做完手术，人就活过来了，这种成就感会更加鼓舞我去努力工作，培养兴趣，拓展知识，增强责任感。”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全国食物匮乏，人们经常是处于绝对饥饿状态，在工作中，孙占祺深刻地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老百姓服务。“有一年秋天，那是饥荒年代的秋天，树上的果子熟了，柿子、黑枣熟了，老玉米也熟了。困难时期根本没有粮食，秋收到了，人们有了希望。当时有一个人，他在山上看到了黑枣，饥不择食，捡起来就吃，捡起一个吃一个、捡起一个吃一个。一路吃了两三斤，黑枣大量地吃进胃里，跟胃酸一混合，就变成了一团不能消化的异物，就像沥青一样，胃根本消化不了。当时我建议他找中医吃汤药，看看能不能把这一团东西化掉，他吃了数日中药也消化不了。无奈之下，这位病人被推上了手术台，我亲自给他开刀，帮他把胃里的这坨异物给取出来。非常时期，这就是饥饿带来的恶果。

　　还有一个例子，也让孙占祺感触很深，“当时有个老农民，忍饥挨饿了很久，找不到食物吃。秋天地里的玉米熟了，老农民就去地里掰玉米吃，他一边掰一边吃，生吞整咽，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体会那种饥饿的感觉，也感受不到人们对食物的那种迫切的渴望。他走一路吃一路，吃完之后肚子开始涨，难受得在地上打滚，疼的要死要活的。因为肚子里一下子装进去太多的食物，肠子就会扭结导致坏死。”孙大夫通过手术，把病人肠子里的食物全部取出来，全是未消化的完整的玉米颗粒，足足有大半桶，大约有三十斤。就此，孙占祺给病人找回了一条生命。

　　在孙占祺的职业生涯里，经他妙手救过来的病人不计其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外科医生真是可以帮助病人很快地解除病痛，能够治病救人，留住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从事医生行业的决心和信心。”就这样，孙占祺在临床外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实。

　　1956年，孙占祺顺利毕业并留校，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一医院，即北大医院)基本外科工作。从实习医师、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直到1990年升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主任医师。因为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94年1月3日，国务院给孙占祺颁发证书，上面写道：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1993年10月起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自那时起孙占祺便一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此证书他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对他来讲，这是一份莫大的殊荣。1996年孙占祺正式退休，之后又被医院返聘了两年。孙占祺调侃说，“自己在北医工作了一辈子，一辈子没迈出北医的大门，是个’一门’干部。”

1994年，孙占祺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证书

到“边陲地区”，“上山下乡”，送医送药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人民的需要紧密相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孙占祺深入农村基层，把医术送到老乡身边。

　　一次，孙占祺赴密云县不老屯公社，参与及指导当地医院的工作。当时医院医疗资源有限，医生的技术也待提高。孙大夫不仅送来了高明的医术，还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他回忆道：有一个胆囊结石病人，如果按照正常的手术方案，直接开刀切除胆囊即可。但因为当地医生医术欠佳，错把病人的总胆管当成胆囊给切了。这是个非常致命的错误，病人下不来手术台，医院给孙占祺打电话，请他赶往密云抢救病人。六十年代的路况条件远不如现在，孙占祺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足足颠簸了四个小时才赶到医院。“我到了之后一看特别生气，令人发指!医生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竟然误把病人的胆总管切除了，这个错误不仅低级，而且致命!就算是直接把切除的胆管重新缝回去病人也活不了。”情况非常紧急，孙占祺当机立断，决定用肠子代替胆管，切一段肠子给患者接回去。这台手术至少做了两个小时，一直持续到了凌晨两点多。等到病人脱离危险后，孙占祺才离开医院回到城里。第二天孙占祺还特地打电话给医院，询问病人的病情，得知患者情况平稳，他才松了一口气。通过这件事，孙占祺深刻地意识到，当好一名医生必须具备过硬的知识和本领，“医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专业知识真的很重要。那位医生连这么一个急诊手术的基本知识都不具备，情况也辨别不清楚，草率将胆管当胆囊给切了，实在是说不过去的。”手术台上的每一个手术方案、每一个抉择、甚至是每一刀都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性命，生命无小事，一旦出错，后悔就来不及了。通过这些案例，孙占祺也在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学习，充实提升，练就过硬本领，才能为患者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967年6月紧急组建医疗队，孙占祺随医疗队赴大西北执行战备任务。任务来得总是很突然，这次医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医疗队中午就要出发，去西北地区执行任务，孙占祺也名列其中。由于时间紧，孙占祺赶紧回家拿了点必备的衣物，马上就和同事们坐车出发了。先乘火车到兰州，再换乘汽车往西，一路来到了敦煌，到了敦煌之后立即进入阵地执行任务。那时我国正处于氢弹研发的关键时期，6月17日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孙占祺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在试爆区设法减少氢弹爆炸带来的污染，并测量污染程度。那个时期，国家先后派了六七批医疗队前往试爆区周边支援，孙占祺就参加了三次，每次在当地一呆就是半年。除了战备保障之外，他们还要给当地老百姓巡回诊疗，帮助当地开展医疗建设。

　　后来的一次医疗队，孙占祺被分配到甘肃省张掖地区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当地老百姓做巡回诊疗。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祁连山中，大部分是牧区，海拔2000--4500米以上，许多山峰高达5000米以上，山势陡峻巍峨。给孙占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牧区周围都是山，没有一平方公里平整的土地，孙大夫和同事们就住在海拔 2500米左右的驻地，环境十分艰苦，因为属于高寒山地半干旱气候，所以冬春季长而冷，夏秋季短而凉爽。山里特别冷，夏天都要穿棉袄。孙大夫说刚到那儿的时候，整个人好像得了病一样，全身没劲儿，不适感很强。那里海拔高，非常容易缺氧，不能过多地走路，否则就会喘得厉害。在那里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慢慢习惯。当地的生活条件很差，根本没有蔬菜水果，仅有的饮料就是牧民自酿的酒，以及酥油、牛羊肉，还有酸奶……一开始，孙占祺对这些游牧民族的饮食也十分不适应，但是条件有限，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因为是游牧区，牧民们住得特别分散，走上半天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因此孙占祺和同事们每天都要骑着马去牧民家巡回医疗。孙占祺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马，“当地向导给我牵来了一匹马，这马肥头大耳看起来挺威武的。我一骑上去它就乱跳，我控制不住它，而且马儿一跑起来，因为我的身体没有跟马儿的节奏协调好，整个人就在马背上东摇西摆的晃来晃去，感到内脏颠婆震动的厉害。”说起骑马的趣事，孙大夫一下子笑了，“还好当地的同志及时给我更换了一匹相对沉稳的骒马，我才能顺利地驾驭”。马儿成了孙占祺和同事们日常巡查走村入户的必备交通工具。

孙占祺骑着马去牧民家巡回医疗

　　裕固族是由母系社会转变而来，人们都住在帐篷里，这帐篷跟蒙古包大不相同，帐篷是由粗麻袋做成的，帐篷里的地面上搭着木头板子当床，木板底下是空的，用来通风，当时也没有电灯，晚上只能凭借月光来照明，月光会透过帐篷顶部的洞照射进来。当地人就睡在木板床上，客人来了也是睡木板床。在肃南县，孙占祺和同事们呆了整整一年，经常住在帐篷里。

　　裕固族自治县的自然环境险恶，暗藏危险，孙占祺曾经在访问牧民的途中遭遇过泥石流。有一次，他们走着走着，马的腿一下子就陷进泥石流的泥塘里，几经折腾，幸亏马儿挣扎出来了。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极大危险。“有一天，我跟我们队里的同事，一共三个人，分别骑着马，要去一个贫下中牧民家里访问，我们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天都没有走到，晚上就借宿在一户牧民家的帐篷里。当时正睡着，夜里突然传来一声声巨响，声音就像飞机轰鸣一样，把我们都给吵醒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牧民说是“大板走了”，就是说山里发生了泥石流，第二天起来发现，远处的一整座山头都没有了。”孙占祺说，当时有些心惊胆战，山里的情况真是变幻莫测，经常发生危险。第二天，一行人继续骑着马向目的地行进，走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这里寸草不生，只有雪莲生长。当时，真是十分劳累，眼球震颤，视物都颤动，孙占祺察觉到，连马的心跳都有120次以上了。越过一片深山老林，一行人继续走了一两天，终于走到一个山沟里，这里仅仅住着一户牧民，就是两口子，没有子女。孙占祺至今清晰地记得一个细节，刚到的时候，牧民给孙占祺递上一条手巾，示意孙占祺擦擦汗。“当时，那条手巾黑漆漆的，感觉比我们家的抹布还脏一百倍，全是油珠子，现在想想，这怎么能擦脸呢?但是当时我丝毫没有介意，接过来就往脸上擦，这一擦，我就跟牧民打成了一片。”在当地，食物十分匮乏，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水果，牧民招待客人的就只有酒，要是不喝，牧民会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们，上纲上线到不尊重少数民族。孙占祺和同事们便入乡随俗，接过了牧民热情递过来的酒杯。50毫升的酒，喝了好几杯，没有醉，但是有的同事喝一杯就醉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喝酒啊，我就联想到，以前外科大夫刷手之后会把手在酒精里泡五分钟用以消毒，几十年来，我吸入了大量的酒精蒸汽，相当“若干吨”的酒精吧!这样对酒精就耐受了”，说到这儿，孙占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孙占祺与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七十年代初，孙占祺被分配到张掖地区医院做医疗支援。那时候，肩负支援任务来到河西走廊的每一批医疗队，都是来自北京顶尖医院的技术骨干。从北京来的医生，在受援地的名号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北大医院来的医生，那可是国家级的医院，年轻的孙占祺被委以重任。当时，孙占祺所在的张掖市底下有6个县城，至少有100万人口，但是当地医疗条件欠缺，人们渴望得到优质医疗资源。当时年轻的主治医生，如果在北京，就只能分管一个病房，治疗30位病人。而张掖地区有近百万人口，一个地区医院、六个县医院，孙占祺决心要把北京最好的医疗技术带给当地，示教查房，病例讨论，手术操作，他凭借一己之力，在地区医院办起了医疗学习班，给当地医生搞教学培训，张掖市底下 6个县城医院的外科主任、技术骨干全部都来到孙占祺这儿学习，连当地18陆军部队医院的主任也来参加他的学习班。没有讲义怎么办?孙占祺就抓紧时间自己编写讲义，让学生帮忙刻蜡板印刷，并把讲义发给当地医生，帮助他们学习。遇到一些难做的手术，孙占祺也会亲身施教。

　　孙占祺还记得其中有个学生，是张掖市民乐县城的一名外科大夫，“这个学生特别好学，我的讲义大都是他帮我刻的，因此，他比别人学得更多、更深入，再加上这个学生自己也很好学、很聪明，等我回到北京之后，他还专程来找我，跟我进修。后来他回到了老家秦皇岛，在秦皇岛人民医院当大夫。遇到难题，我也会去支持他，帮助他做手术。后来他成了科室主任，享受到了国家津贴，可见他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带出来的学生，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身教确实能影响了很多人。”孙占祺总结，在张掖市办医疗学习班的经历，比自己在北大医院外科病房带来的收获要多好多倍，“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我就到处找书，自己编写讲义，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么多的能量。”

　　70年代初，当时有一组留学生到临床见习，其中有几节课要到农村，体验县医院的医疗，以及公社医疗卫生情况。。。。。这是日本留学生下乡留下的记录。

七十年代初带领日本留学生到农村体查卫生情况

勇于攻克疑难杂症，别人不敢做的手术他顶着上

　　作为顶尖医院，北大医院经常会遇到各种疑难杂症，孙占祺总是能用自己的智慧和耐心，细致地给患者化解难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北卫生领导部门经北京卫生系统给北大医院转来一位病人，这名工人在东北一家飞机轮胎制造厂工作，才20岁出头，在工作的时候右小腿不幸被机器所伤，小腿越肿越粗。小伙子曾经四处求医，去哈尔滨，医生建议给他截肢，去大连，当地医生也说给他截肢，沈阳的医生也给出了同样的治疗建议。但是，这小伙子才20多岁，这么年轻就要截肢，他根本接受不了，于是东北卫生领导给他安排到北大医院。“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冬天，天空下着雪，北大医院派车将他接进医院，当天我值急诊，就送进了我的病房。我一看，这小伙子的腿肿得很粗，比正常人的小腿要粗三倍，表面的皮肤肿得锃光瓦亮。”经过仔细检查，孙占祺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腿不需要截肢。”当时，孙占祺把东北几家医院医生的说法都给否定了，并告诉小伙子，他的腿能保住。原来，孙占祺在给他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小腿肿胀是因为受伤后静脉系统形成了血栓，血栓从小腿、大腿蔓延到腰部，肿胀极为显著。但是，他腿上的动脉还有脉搏，能搏动，这就是能保留肢体的理由，“只要组织不坏死，再肿也死不了。我就跟他强调，没有必要截肢，肯定能治愈!”

　　给这名患者治疗花费了孙占祺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他采取了溶栓治疗的方案。溶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定时给患者使用溶栓药物，药量还要控制好，既要起到溶血作用，又不能让患者出血，孙占祺得掌握好分寸。每次给药之后，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测量患者的凝血情况。尽管很麻烦，但是孙占祺用自己的耐心、细心和专业，仔仔细细地给患者配药、用药、反复测量，调整用药。经过持续的治疗，患者的肿腿一天比一天缩小，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慢，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患者的小腿才慢慢消肿。一切正在好转起来，突然有一天，患者突发胸疼，喘息、咳嗽、吐血痰。检查后发现，肺部出现了血栓栓塞，把患者的肺血管给栓塞了。孙占祺又接着给他调整溶血药量，使用了各种方法，把他肺部的栓塞也全都消除。经过了半年的治疗，这名患者终于可以出院了，孙占祺建议他回老家吃中药继续调养。

　　后来，孙占祺得知患者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让他觉得非常惋惜。有一天，这名患者突然肚子疼，就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那家医院的医生发现他的肠子都紫了，就给他切了一段肠子，术后又出现腹痛，大夫再次给予手术，又切除了一段肠子，最后他的小肠就剩下一、两尺，虽然命保住了，但是肠子太短，小肠吸收营养能力不足，无法充分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只能靠静脉输液的方式输入营养。他出院之后，又来北京找到了孙占祺，说：“我腿上和肺部的栓塞都让你给好了，但小肠的大部分却被人切除了。”听了这话，孙占祺一下子觉得有些自责，他说：“我这个医生还没做到家，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还会有这个情况的再复发，我也就没有嘱咐给病人，让他犯病时再来找我。”结果这名患者没完没了地出问题。但是，每个病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谁也不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孙占祺也没有预料到，这名患者还会出现新的情况。孙占祺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做医生真的不容易，百分之百做到家的医生更加不容易。有很多情况，自己预料不到，我也要自己检讨自己。”

　　还有一位病人给孙占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患者名叫金水清，是一个来自武汉的年轻人，当时也就是20多岁。患者从右下颌骨到锁骨的部位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比成年人的两个拳头还要大，肿瘤为颈动脉体瘤，包裹右颈总动脉，这个位置十分危险，手术非常容易出血。瘤子非常难切除，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危险。因为，附近的颈总动脉是大脑主要动脉，颈总动脉一旦停止供血，就会出现偏瘫、失语或死亡。武汉没有医生给他治疗，患者又辗转前往上海、广州，当地的医生也都不愿给他做手术。患者来到了北京，被收到孙占祺所在的病房。孙占祺一看瘤子这么大，他也出了一把冷汗。拿听诊器一听，发现瘤子的血流量十分丰富。若是把瘤子底部的血管压迫阻断，只要8秒钟，患者左侧的身体就会出现麻痹现象，这确实是一个要命的难题。孙占祺赶紧去查文献，把所有能找到的文献全部找出来翻了个遍。“我就想看看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前医生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当时，我反复查阅资料，看了很多书，各种书，还专门找实习大夫画了很多张模拟图。”面对难题，孙占祺仍然决定，一定要给患者把瘤子切除。但是，只要一压迫瘤子的血管，患者对侧就瘫痪，这怎么办?我想了个办法，就是要培养大脑建立侧支循环，第一天压迫阻断8秒，第二天增加到10秒，第三天增加到12秒……每天逐渐增加时长。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准备，阻断压迫长达几个小时对侧不再出现瘫痪，说明大脑已经建立起了侧支循环，就算血液不经过瘤子，患者右侧的大脑也能通过侧支循环供应所需的血液，不再会出现瘫痪、失语、死亡的可能。后来通过血管造影，证实已经建立起了侧支循环，就算瘤子被切了，没有血供，大脑也不会受到影响。经过漫长的手术准备，这个颈动脉瘤终于可以被正式切除了。

　　手术当天，上午8点多，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夜里11点半，手术才结束，一共做了十六个钟头。瘤子切完后，患者的血管也吻合上了。手术过程中，输血量达8400毫升(人体的全部血液量也就7000毫升)。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孙占祺仍然觉得这个手术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主动给领导打报告，“虽然肿瘤彻底切除了，血管也完全吻合上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血管质量不好，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可能进入大脑，后果莫测!还不如不接，建议拆下来，这是我在做完手术后的意见，并正式报给了院领导。”经过领导研究并咨询其他医院同行，最后接受了孙占祺的建议。孙大夫耐心地又给患者把接上去的一段血管给拆了下来，手术算是全部完成。这是一个谁也不愿做的手术，孙占祺却出色地完成了，患者安然无恙，健康出院。“要是现在让我做，我可能也都不敢做了。”但是，年轻的孙占祺凭借一腔治病救人的热血，以及充分的术前准备、周密的安排，用精湛的医术给了患者一个新的生命。

　　还有一个血管瘤病人，一个哑铃式动脉瘤，长在右侧扁桃体部位的附近，瘤子跟樱桃一样大，这个手术，难度也同样很大，每次遇到这种疑难杂症，孙占祺和同事们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找资料，翻阅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为要解决难题，就得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在上列病人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同样周祥的准备，在未切除下颌骨的情况下顺利的切除了肿瘤。术后没有任何并发症，恢复健康，胜利出院。医疗的成果，就是医生的最大成功!给病人解除危难，恢复健康，提供今后健康长寿的前景，医生为此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也为此感到幸福!

迎难而上跟踪世界水平，推广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手术

　　1978年，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让孙占祺的学术道路发生转折。当年，世界卫生组织给了北京医科大学一批基金，资助医生去国外留学，一共6个名额。5个给了基础部，最后一个名额留给临床。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有三家附属医院，分别是北大第一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三家医院只有一个名额，而这个宝贵的名额，偏偏就指名给了孙占祺。“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三家医院，就选择了北大医院，北大医院又有几十个科室，偏偏就给了外科，大外科有几个亚科，偏偏又给了普外，普外还有几十个大夫，偏偏就给了我，我自己都纳闷，我既没有后台，也不是党员，却指定给了我。”也许与自己的实力有关，也许是上天的安排，1978年，孙占祺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肝移植中心，随后转到巴尔的摩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医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ospital)去做访问学者，为期两年……再后来，在德方的邀请和资助下，孙占祺又去了德国汉堡大学、KEIL 大学、柏林威尔啸大学医院(Virchow University Hospital)参观学习。

孙占祺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纪念

　　留学进修的经历不仅让孙占祺大开眼界，更是让孙占祺学了不少知识，增加了不少经验。“到外面看了看，确实他们非常先进，是一个系统性的、全面的先进，各方面都不错。不过，和中国比，我觉得国外的大夫和病人之间似乎是差一层感情。中国大夫可能思考地更多，总的来说，大家都很负责，但国外的大夫可能是就事论事，虽然专业，但是与病人之间缺少一点人情味。”

孙占祺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医院留学纪念

孙占祺(右一)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医院外科主任John L.Camoren(左二)合影

　　在国外留学的日子，孙占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一直在努力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我的地位决定了我的工作，在北大医院，我是教授，这给了我很大的责任，我也是学科带头人，我必须及时跟踪国际水平，不说超过别人，起码我的目标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不能比他们差，这就是我的责任。归结到这儿，就是责任感使然，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到世界水平，把最好的技术带给中国的病人，这是我工作最根本的宗旨。”

孙占祺(左二)与柏林洪堡大学Virshow医院外科主任合影

　　上世纪 70 年代初，组织上安排孙占祺脱产一年专门学习中医，后参与吴咸中教授主持的天津南开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工作。回院后，他继续主持北大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工作，后来中西医结合工作转型。1975年，他自己向卫生部奔走多次争取资金，首次为国内引进全套胆道镜设备及其技术，组建北大医院外科内窥镜治疗室，开展ERCP及 odd’s括约肌切开术，开展经十二指肠镜胆管取石、经“T”管窦道取石，治疗胆道术后残余结石。所在治疗组将此项新技术的应用和取得的良好效果推向全国，大大降低了胆道术后多次再手术取石的机率，而既往因胆道残余结石，常需7～8次开腹手术。这一技术，极大提高了我国胆道疾病的诊治水平，此项技术在全国广泛应用。“后来我的学生张宝善教授把这一工作发扬光大，扩大实践，并不断创新，组建了全国专业学术组，影响不断扩大。”

　　当年在选择自己主攻方向的时候，勇于攻坚克难的孙占祺选择了外科方面最难攻克的肝门部胆管癌。“这是非常难诊断、难治疗的一种癌症，世界上能开展这项治疗技术的不多，目前仍是一个大难题，在全国没有多少地方能处理这个病症。在80年代我选择了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难中之难的问题，从腹部各器官来说，这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孙占祺说。幸运的是，经过详尽严谨的准备后，在做第一例肝门部胆管癌切除手术的时候，孙占祺就成功了。这名患者在北大医院内科看了一年也诊断不出来，病情越来越重，出现黄疸，最后才被诊断出来是肝门部胆管癌。怎么办?孙占祺决定奋力一搏。按照标准的手术方法，患者的肝脏得切掉一半，肝十二指肠韧带内胆管等相关的部位的结蹄组织，包括周围的淋巴结都要清扫地干干净净，还得重建肝外胆道，整个手术非常复杂。当时，国内没有做这项手术的经验，万事开头难，没想到，他的第一例手术就成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病例。只要一例完成，后面就好多了。”

　　现在回想起来，孙占祺显得有些轻松，但是当年为了这台手术，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博览群书查文献，仔仔细细吃透病例，甚至做尸体解剖，准备条件成熟，他才敢下手。因为这个是世界难题，国外也有人在做，当时世界上做得最多的是一位日本教授，他的资料最丰富，孙占祺就按照他的经验、方案，去总结、提炼，并开展了这个手术。“当时，这个手术在国内没有几家有成功的经验，第一例成功之后，第二例、第三例就慢慢好做了”，孙占祺注意到，由于既往缺乏经验和技术，这类病人都流失了，“当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病人就不会再流失了，来医院求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我们都收了进来，相继做了二三十例。”

　　后来，在一次全国外科梗阻性黄疸会议上，孙占祺做了相关案例的报告。这次会议全国来了五六百人，都是主任权威专家。孙占祺发言的内容就是关于肝门胆管癌的手术的治疗经验。当时，孙占祺已经完成了26例，这一报告，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当他走下主讲台，大家都来找孙占祺交流经验。“很多医生说，他们也试着做过，但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多、这么好。可我只是跟踪了世界水平，做了一组病例而已，这个会议起到了给孙占祺的工作敲锣打鼓、鸣锣开道的作用!”当时，这项技术在国内并不普及，没有几家医院会做，孙占祺就在会上分享资料。孙占祺的名号一下子就在业界打响了，不少同行纷纷前来向孙占祺学习、求助，遇到类似的病人，就请孙占祺去做手术，同时，孙占祺还手把手教同行，逐步地把手术技术推广开来。可以说，孙占祺是肝门胆管癌手术的先锋和推广者，但孙占祺十分谦虚，“我在这项工作上只是起到了一个推广普及的作用”。孙占祺持续攻克难题，开展肝门胆管癌外科切除病例达200余例，是世界上切除病例较多的学组之一，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他率先撰写论文，并第一个在全国出版(HCCA)根治性切除手术录像带，并后继出版第Ⅱ部、第Ⅲ部，陆续向全国发行，推广普及这一新技术，让全国的医生都能学习和提高，同道们称之为“开展推广肝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先锋(Pioneer)”。孙占祺也是国内第一个报道并介绍胆囊管癌存在和治疗的医者，他填补了我国医学文库的空白，他的相关文章还被收入《中国肿瘤年鉴》。

　　孙占祺在不断提升自己医术的同时，把世界先进技术推广进国内。他步履不停，不断地到国外顶尖机构学习，如曾到加拿大、香港等大学医院进行学术访问及交流。受邀参加第三十五届世界外科大会，并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讲演、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他还曾到全国15家高校及200多家兄弟院校讲学、会诊、开展学术交流、传播技术、切磋经验，为当地一些外科疑难病例处理能力的提高、推广和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培养各地的技术骨干及学科带头人，做出了相当显著的贡献。

1993年，孙占祺参加第35届国际外科大会的邀请书

　　此外，孙占祺还在胆道再次手术、胆管损伤、胆管囊肿及其癌变及其他疑难疾患的处理上，也获得了极大地成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撰写论文53篇，参与编写专著12部，获国家教委、卫生部二等奖两次，北京市三等奖三次，北医大优秀医师奖一次，1996年被编入美国名人录。他还是中华医学会会员、中华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编委、《中华肝胆外科》杂志编委、《微创外科》杂志审稿。

　　在北大医院工作期间，孙占祺全面参与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执教高年级大班讲课、编写讲义、指导临床实践、实习，带领硕士生、博士生，指导多项临床及实验室工作。他理论扎实、能力全面，工作细腻，作风严谨、责任心强、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手术安全系数高，医疗效果良好，深受病人的爱戴，得到院方的表彰及同事们的肯定。

　　1998年，孙占祺正式从岗位上退休，但依然没有停止为社会贡献余热。他曾经在多家医院任职，比如在青岛市的万杰医院担任副院长，在西安的长安医院担任首席外科专家，在无锡的亿仁肿瘤医院担任院长顾问和首席外科专家;在深圳龙珠医院担任首席外科专家和院长顾问;在广州的亿仁石化医院担任首席外科专家、院长顾问;在贵州的纳雍新立医院担任医务总监、总裁顾问、首席外科专家;在燕郊的河北燕达医院筹备期间短暂担任董事长特别顾问;在北京的 21 世纪医院担任外科专家;在吉林梅河口三甲医院担任特聘外科专家等等。闲不下来的孙占祺，希望让自己的医术尽可能地造福更多的人。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从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为了感激医生，不少患者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医生的感谢，甚至送来红包。但是孙占祺从来都是两袖清风。“在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人们的想法都非常淳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单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比如本文中提到的那个差点被截肢的东北小伙子，为了感谢我，他回去之后专门给我做了一个纪念品，他找了当地特有的一根木材，做了一只茶桶送给我，非常朴实。这就代表了我们过去的医患关系，医生救了他一命，并不是因为病人给了医生红包。我们那时候，人们为了表达感激，就会送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著作、笔记本等等，人家确实感激，因为医生也帮了人家的忙。”但是现在的医生，不能说个个都两袖清风，也有一些腐败分子存在，作为医生就应该扪心自问，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这一辈子，就在北医学习，在北大医院工作了一辈子，就是‘一门’干部。我始终用医生的道德标准衡量我自己，我认为，我是真正做到了一个纯正无邪为病人尽心尽责的外科医生，我对得起我高等学府的出身，我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曾经培育我的北大医院，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我是执行了毛主席路线的一名真正的人民医生，我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孙占祺欣慰地说。

著名书画家沈左尧为表感谢将书法作品赠送给孙占祺

　　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孙占祺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观念，医生从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服务过的患者不计其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四面八方的干部，军级省级……甚至还有旧时代的“皇亲国戚”。但是在他看来，他对病人都是一视同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尽最大努力去拯救。

孙占祺为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妹妹爱新觉罗·韫颖开刀治疗，其家人(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丈夫郭布罗·润麒)为表感谢将书法作品赠送给孙占祺

结语

　　尽管孙占祺已经90岁高龄，不过他渗透着鹤发童颜，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尤其是心态少壮。他心中积蓄的能量依然满满，老骥伏枥的他希望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周围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今，在燕达养护中心颐养天年的孙占祺，每天会看看书，打开电脑写写东西，一心希望把之前写过的文章重新完善完善。每天游泳一小时，打打水中太极。学习国画，日日有作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生活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意义。偶尔还会有老邻居、老朋友、新相识来找孙占祺帮忙瞧瞧病，只要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每次孙占祺都会热情地伸出友谊之手，倾其所有，详尽援助，他悬壶济世、妙手仁心，对于患者的无私大爱，就是一名医者最纯粹、最崇高、最幸福，最荣耀的本分。

　　（文/北京青年报 蒋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