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勤于实践

做大夫就得多看病人

光会念书做不了好大夫

懒得不看病人也做不了好大夫”

“活到老，学到老”

“平等待人，不要把病人分成三六九等

换位思考，多替病人着想”

“多说几句话

病人感到温暖他就和你合作

这样对病人也好

咱们自己工作也顺利”

2022年“中国医师节”之际，傅希贤教授分享从医心得

　　2023年1月6日，傅希贤教授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2岁。傅教授1949～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原传染病科）从事传染病的医疗、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热爱传染病医学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1952年5月在北京医学院求学期间，傅希贤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四届和第五届党委委员，传染病科副主任（1977～1986）和主任（1986～1995），科室党支部书记，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1996）、主任委员(1996～2001）和名誉主任委员(2001～2004），北京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会理事（1998-2005），卫生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医学教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专家顾问。

求学之路：自己供自己上学

　　傅希贤1930年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贫穷的农村，在她的印象中，村子周围甚至整个县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没有一所真正的医院。老乡们要是生病了，只能求助于一些民间“稍懂医术”的“土大夫”，可以说“生死全靠运气”。她的好多乡亲们都因为这个原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病死了，妹妹和二姐患肺结核、大姐患伤寒去世。亲人和乡亲们的苦难，使傅希贤从小就决定要改变家乡这种落后的状况。

　　傅希贤的父亲虽然是地主，但当时由于交粮的任务很重，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经常吃饭都成问题。到了该念中学的时候，家乡附近有两所中学，一所是国立绥远中学，一所是傅作义开办的私立奋斗中学。当时奋斗中学有个规定，只要在班上考第一，而且德智体得分都在80分以上，平民子弟可以免交学杂费用。傅希贤考上了奋斗中学，而且一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可以说她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供自己读完了中学。解放前夕，高中快毕业的傅希贤来到北京就读于潞河中学，在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联盟，考上北大以后，光荣入党，并担任党的干部。

为什么选择学医？

傅希贤教授（前排左四）参加西双版纳医疗队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学医？傅希贤说主要是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家乡缺医少药的情况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她迫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二是因为有个姐姐对她说女孩子学医好，是一个稳定的职业，用不着求人，而且“越老越吃香”。高中毕业她报考了北京大学、大连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四所大学的医学院，还有几所工科学校，都考上了，最后她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给病人一点希望”

陪伴傅希贤教授多年的放大镜

　　“现在肝炎的治疗还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是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不是一个下定了决心，‘不攻下肝炎死不瞑目’就能解决的问题。”傅希贤说。北大医院传染科是七五、八五、九五这三个五年计划的牵头负责人，讨论的是关于慢性肝炎的治疗问题。现在一些抗病毒的药，对病毒的复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像干扰素充其量就能到一半，贺普丁也就能到百分之六七十，而且它有很强的耐药性，一旦用上就不能停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发生YMDD变异，导致病情的恶化。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属于母婴传播的年轻人，肝功能是正常的，但他们考大学、找工作、找对象、结婚、生孩子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在谈到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上，傅希贤说：“以前对于这些病人没有一点办法，因为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也是白花钱、白遭罪。现在，实事求是一点讲，对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还是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总不能没有好方法就不给治，总得想个办法，给病人一点希望。”

“让穷人看得起病”

　　近年来，国际上不断有新药出现，而且证明有一定的疗效。但很多进口药价格昂贵，患者们只能望而却步。可能是因为受以前生活经历的影响，傅希贤很能体会这部分患者的感受，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傅希贤和另一位传染病大家田庚善教授经常去一些贫困的地区进行义诊和讲座。不论是义诊，还是讲座，他们都不可能给病人讲那些昂贵的治疗方法，更不可能给开那些天价的药物，他们只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找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还记得在2004年前后，傅希贤和田庚善在当时正在探讨的免疫疗法主要针对的也就是那些经济不太富裕的人群，希望能找到一种相对便宜而又要效的治疗方法。但是，便宜的方法也并不是随便瞎想的，是有明确的事实根据的，是经过七五、八五课题组证明有效的，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使命感压倒一切”

　　2003年，在抗击非典那场突如其来的战斗中，傅希贤不顾自己74岁的高龄，毅然报名参加一线的救治工作。她说：“我知道它传染性很大，但我们这些搞了一辈子传染病的人，对传染病没有像其他医生那么恐惧，这恐怕是我们传染病大夫普遍的心态。而且，传染科大夫平日接受了很多自我防护的训练，感染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对于我们这种人，任务就是使命，这种使命感的确是压倒一切的”。当时任务十分艰巨，人手不够，而且傅希贤也有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在里面：“传染病是一门实践医学，光看书成不了好大夫，必须实际去干。我亲自去，可以现场了解这种新病，可以对这种疾病有所认识，只有这样，无论教学还是医疗，我才有自己真实的本领”，所以，傅希贤当时根本就没考虑自己的安危，第一时间到党支部书记那报名请战。傅希贤身体并不太好，有线粒体病和干燥综合症，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别去了，你去了反而增加死亡率。而且，医院有规定，不接受55岁以上人员的申请，所以傅希贤没能如愿以偿。虽然不能亲上前线，她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在后方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说到这，傅教授说：“每当我们遇到一种新的传染病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职业的使命感，其次是自己的职业兴趣，而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这才是合格的大夫。”

“我曾以为过不了几年就得失业”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傅希贤曾以为过不了几年就得失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大多数传染病都已知病原，有特效药、有特效的治疗方法，似乎过不了几年，传染病就可以全部被消灭。她说：“结果，远不是这么回事，我工作快50年了，人类费了那么大的气力，也只消灭了一个天花，倒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像AIDS、肾综合症出血热、SARS这样的传染病，最近20年来，新增了好几十个病。经济发达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就少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学生总以为传染病没什么好学的，绝大部分病都研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肝炎，可又怎么治也治不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消灭了一个天花，还不断地会有新的传染病出来。”“以前一个国家传染病流行，别的国家可以认为与自己无关，但是现在是全球化的经济，传染病无国界，很容易就造成全球的流行。” 傅希贤总结说：“以后我们要认清形势，决不能放松警惕，要继续防治已知的病种，更要加大气力，研究新病种，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检测疾病的流行情况。”

殷切期望“年轻人将来的成就，越大越好！”

王艳副主任和同事们看望傅希贤教授

　　“年轻人嘛，树立职业的信念和道德是很重要的，”傅希贤说：“过去我们大学毕业，学的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路很多。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坚守信仰。但是，坚守岗位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不是你能诊断能治疗就行了，恐怕你们将来的任务更多的是对未知的疾病的研究，对已知疾病不断地改进诊断和治疗的方法。有时候我想，在一些内科慢性疾病面前，我们医生的本领很小，对好多疾病没什么解决的办法。这个怎么才能改观？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断地实践，总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个真理我是相信的。所以要靠年轻人下决心、安下心搞研究，要甘于寂寞、甘于清贫。你们一定要充分发你们的创造力，为医学做出你们的贡献。总的说，年轻人将来的成就，越大越好！”

本文根据2005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百名专家访谈录》整理，作者刘佳勇、姚鲲，系我院2000级七年制学生。文章原名为《傅希贤：与“瘟神”战斗的一生》。

　　王贵强 感染疾病科主任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傅希贤教授不忘初心、甘于奉献、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团结同事、热情慷慨、乐于助人，她勇于开创和担当，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领导全科同事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感染疾病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深受患者、同事和亲朋的爱戴和敬仰。我们永远缅怀傅老师！

　　曾争 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

　　傅希贤老师的一生是严于律己、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一生，是爱院爱科、兢兢业业、辛勤耕耘、教书育人的一生，是对党的事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生。我的成长离不开傅希贤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记得1988年夏我给傅老师写过一封信，要报考她的研究生，很快收到了傅老师的回信，信中介绍科里情况并鼓励我报考；1989年从广西到北京面试，第一次见到傅老师，傅老师对我关心备至、嘘寒问暖，令我一个乡下来的孩子非常感动；读书期间，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留科里工作，手把手带着查房、备课，并积极帮助和开拓我的国内外视野；在我担任科室干部期间，要求我严于律己，关心、团结同事，指导我如何做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做好科室管理工作。总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往事历历在目，心中充满无尽的感动和思念。遗风长在，师德永存。

　　徐京杭 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2000年我来到科里读推免研究生时，傅老师已经从科主任的职位退下来，但是傅老师给人的感觉一直很“年轻”，看门诊、病房查房、教学督导，精力旺盛，完全不像古稀老人。后来我才了解，她的年轻还体现在“不躺平”上。为了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她在50多岁的“高龄”远赴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肝病中心，进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肝癌发生关系的研究，并以第一作者在美国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上（1988年）发表论文。在“放大镜”的陪伴下，不断学习和探索，对新事物和新技术保持好奇，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席宏丽 感染疾病科退休职工

　　傅教授是值得我永远尊重和学习的榜样。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北大医院感染科工作，当时傅教授是感染科的主任。老人家给我的印象是即严厉又慈祥，她平易近人像母亲一样对待我们小字辈，从婚恋、做人到做事，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她像亲人一样待患者，给病人非常耐心地讲解疾病过程和如何与疾病斗争；她要求我们年轻人要努力学习本领，对工作一丝不苟；她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总是把个人的事放在集体之后。傅教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她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感染疾病科）